（同上，第5页）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在宗教中的灵性礼仪中，除了直接以上帝为敬拜对象的礼仪，也有不少是关联于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一些重要时刻的礼仪，但在在都要表现唯一上帝的临在。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向汉武帝着重阐明的，正是教化之于天下治理的意义：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质言之，呈现在中国文明中的宇宙论风格的符号化表达，并非是沃格林在韦伯的影响下所断言的发生在中国文明中的精神突破不彻底、不完全的具体表现，而是中国文明在经历了超越的突破之后仍然执着于宇宙论关切的具体表现。既然敦厚指向与礼文相对而言的情质，那么，说敦厚以崇礼从修养的角度看就相当于说文质彬彬，然后而君子，从教化的角度看就是在说德教与礼教的相资为用。[1]这段话清晰地说明了天的两个主要含义：一个是以形体而言，往往与地连用而指宇宙。[36]郑玄在注极高明时说：高明谓天也，言贤人由学极尽天之高明之德。从而也可以说，格物致知其实是一种艺术活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种伴随着审美体验的艺术性的认知活动。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因此，否认圣人所制作的礼乐教化进而否认师道的意义，企图单靠自己个人的修养，与否认人人皆禀有纯然至善的天命之性，企图单靠礼乐教化的外在规范，都未能贯彻圣人之道在教化层面的平衡要求，因而都不是对儒教经典中君子之学的恰当理解。对于梁漱溟而言，即便是挫折与失败，亦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其一生奋斗与思想绝非脱离时代变迁的游魂。

这是一条人民的主体内涵的变迁史。王悦之将投身乡村建设之后的梁漱溟思想概括为现代儒家激进主义。梁漱溟的思想渊源并不单纯，兼及儒、佛和西学不同流派。这一在与时代潮流既抵抗又顺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变革道路，与两宋道学之间有着某种结构性的类同。

但概念上的相对简要，并不意味着概念内涵的简单或浅陋。在新儒家的构想中，乡治论不仅仅作为一套制度具备功能的效率性，他们在对天道性命的探讨中，通过据理义、因时势、定礼仪、严分守、行教化、和民情的各种努力，意图达到一种秩序井然与其乐融融的太平气象。

在卷入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他与不同政治力量均有联系，但这些复杂方面从未掩盖其思想主张的独特性和思想性格的辨识度。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乡村，将对革命力量的探寻，从工人、市民和学生转向广大的农民，而梁漱溟几乎在同时也转向乡村建设运动，聚焦于乡村秩序与农民，探索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在这方面，梁漱溟与那些信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大于他与那些被归为一类的思想/学术人物之间的重叠之处。从这个角度说，梁漱溟不同于许多以他为先驱的现代新儒家。

正是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现代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展开了如何建国或建什么样的国、依靠谁建国或谁是现代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如何实现或以何为基础实现工业化，以及依托何种文化和价值重建中国社会并探索人类未来的大辩论和大实践。第三，正由于此，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涉及政治、伦理、社会组织、工业化、中国文明等问题，但贯穿其间的是以建国蓝图为脉络而形成的一种新政治的哲学。其次，从一九二〇年的村治学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梁漱溟虽然以乡村和地方性实验作为政治实践的地基，但他从事的不只是单纯的乡村建设或地方性实践，而是通过乡村建设探索国家建设的总问题和总路线。画地为牢，或孤芳自赏，只能证明思想的自我封闭和停止生长。

梁漱溟以村治和乡村建设为地基的建国构想可以说是一套儒家的变革方案，但这一方案所包含的激进内容又与现代新儒家有着极大的区别。前者是高扬的旗帜，后者是隐含的尺度。

用他的话说： 宋代乡约是在三代之治与礼乐论的思想背景中兴起的，道学家力求开辟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渠道，既能吸引一批新士绅为儒家的文化理想而奋斗，又为一般平民重建一套充满意义的礼乐秩序，而乡约就是体现这一礼乐秩序的最基础与最普遍的礼乐共同体。例如，道学家们以道学及其封建理念对抗政术，但承认皇权中心主义及其郡县体制。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这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任务，也是梁漱溟改造中国的政治—文化纲领。从思想的角度说，梁漱溟与那些竞争性的不同力量——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激进反传统的现代化论者等——都试图紧扣时代的中心课题，也具备抓住中心问题展开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能力，他们之间的竞争、博弈和论辩始终没有偏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路径的探索。梁漱溟和村治学派的实践总是处于一种抵抗与顺应的悖论结构之中：他们试图打破国家不像国家的状态，但其思路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构想完全不同。晚清改革者以绅商作为人民的代表性力量，新文化运动以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中坚，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新型政党涌现，他们力图通过动员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形成革命势力。天理世界观的悖论式姿态可以概括如次：第一，天理概念及其思想方式以一种复古的方式构成了对于宋代社会的各种新的发展的批判，但这一批判及其形式本身发生在宋代转变内部，并以这些转变的历史内涵为理论的前提。我将这些洞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的梁漱溟可以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其时他与后来的许多现代新儒家一样，仅有文化哲学，而无政治哲学，更没有提供中国重建的实践方略和理论纲领。

这也恰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王悦之《梁漱溟与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提出的问题是：这些论述是否足以说明梁漱溟在风云变幻、波澜激荡的洪流中，在以国共及相关政治斗争构成的光谱中的独特位置呢？ 在对梁漱溟一生事业展开分析之前，或许可以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人始终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其思考的系统性是通过一系列实践进程而呈现的。

以辟二氏（佛教和道教）相号召，但其理论形式（宇宙论、本体论或心性论）却深受释道二教的影响，以致后世将之批评为阳儒阴释，等等。我们可以将理学的基本姿态归纳为：以天道/天理对抗政术（郡县制条件下的皇权—官僚政治），以恢复宗法对抗市场流动，以倡导井田对抗贸易和税法，以学校对抗科举，以成德对抗功名，以复古的形式对抗外来文化和历史变迁，等等。

学术界对于梁漱溟思想和实践的评价不一，但基本共识多于相互对立：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以及第三势力的参与者。因此，梁漱溟的辨识度不能仅仅通过他的边缘性来加以勾画，而应该从其思想、实践与二十世纪中国面临的基本挑战，以及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之间关系的角度加以阐释。

调用激进主义的概念显然是为了将梁漱溟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中考察，突出梁漱溟与现代中国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谱系最终卷入了大量的政治/道德辩论，这一事实证明的恰恰是：天理的成立标志着儒学道德/政治评价方式的转型。梁漱溟提出的每一个主要观点都会触动时代的神经，引发来自不同方向和不同力量的论辩，即便在今天，他的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旧是时代浪潮中醒目的标题。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加以展开，但下述几条是无法绕过的：传统中国再造的建国方略，农业社会的再组织与工业化，民族精神（文化）的复兴，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及其克服，以及人如何在生活中安顿自己，人类应该有怎样的未来。

共产党人与梁漱溟都将农民和乡村秩序的重组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路径，但在这一重叠共识之上呈现的是两种不同且存在着对立、紧张的路径与模式。王悦之认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现代新儒家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但随即提出了如下设问：为什么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只有梁漱溟一人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为什么同样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根本不认同乡村建设运动？现代新儒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梁漱溟而言，何为时代的中心问题，如何回应这一中心问题，才是思考的重心。

梁漱溟以乡村建设为主要路径的建国纲领与中国革命的主导脉络是一致的，他所做的同样是唤醒和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形成人民参政的社会团体和制度框架，做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工作。第二，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谱系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或哲学的体系，它同时还是以这一方式展开的社会/政治理论。

其次，梁漱溟及村治学派顺应近代以降的政治潮流，探讨了一条独特的人民政治的新路径。以义抑利、以理抑欲，但又承认利与欲的某种正当性。

基于对宋代儒学与现代新儒家的重要区别的阐释，王悦之越过梁漱溟思想与某些具体思想渊源（如阳明学派的王艮等）的关系，将其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努力视为对宋代新儒学的现代流变，并明确指出村治学派是宋代乡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对于他而言，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仅仅在抽象概念里做阐释，是无法真正逼近其生平实践和思想的。又如，辛亥革命后的代议制乱象及其与军阀政治的汇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西方文明危机，俄国革命的爆发及随之产生的革命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追问：如果资产阶级代议政治不行，是应该走党政军一体的道路，还是彻底动员民众，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如果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技术进步带来了文明毁灭的危机，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以农立国道路，还是完成西方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在围绕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中，梁漱溟承认工业化的必要性，不赞成死守农业社会的旧样式，但反对将破坏农村社会制度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其努力的方向是在巩固、再造农村社会组织的进程中，为工业化提供基础。因此，与其说理学是站在由上述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取向的外部对其进行批判，毋宁说它是以批判性的、复古性的态度构筑了一种悖论式的思想方式。

以宗法井田对抗田制、税制改革，但又承认这些改革的历史合理性。他是投身实践的思想者，人格峻伟，但并无书斋知识分子的洁癖，为实现其理想、检验其学说，他与处于中心位置的不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紧张的竞争、合作、互动和矛盾的关系。

与现代新儒家主要从心性之学的脉络解释宋明理学不同，王悦之注意发掘宋代儒学所内含的制度变革内容。例如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相互呼应，展开了对西方文明及其危机的思考，并以此为契机，思考东方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激进的变革主张始终包含文化守成的内核，一如其早期的文化守成主义其实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张声气相通。正由于涉及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类未来的总路线，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才会持续引发源自不同方向的路线之争。